地票交易是中国地方政府运用土地发展权理论探索土地资源合理配置的有益尝试。

首先，由议会选举行政监察专员而产生的监察权，本身不能监督议会。蒙森认为，拉丁宗教最深的本质里，蕴藏着人的深沉的道德品格。

查韦斯在1998年执政后，积极倡导和延续玻利瓦尔革命，并且旗帜鲜明地反对新自由主义模式，大刀阔斧地实施第三条道路的新战略。对妻子、子女和奴隶过于严苛。显然，此种监察权不能直接对议会，或透过对其权力行使者的监督，全面实现对权力的制约。其次，西方政体下的议会制说到底是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服务的，具有阶级局限性。不过，将监察官和控制贪腐联系在一起，应归功于西塞罗。

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第3条之规定，人民代表享有对国家机关和有关单位提出各方面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的权利，甚至享有对各级政府提出质询案的权利，其第4条则规定了其听取和反映选民和人民群众意见和要求的义务。破坏名誉的工作(自愿角斗士、演员和哑剧演员、妓女)。因为没有地方的上级对下级行政区域的有效领导，中央统一领导的基础就不牢固。

3.区域协同立法的事项是什么？ 协同立法必然要涉及就哪些事项进行协同。但是，如果打破行政区划的规定，讨论和试图推进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宪法上的冲突就凸显出来了。在处理公权力行使主体与被监管对象的关系上， 法理的基本要求是，为了保护被监管者（主要是行政相对人） 的合法权益，公权力行使主体应当遵循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1982年宪法制定后，在几次修改中，序言以及其他内容都有不少变化，但关于行政区域的划分和以行政区划为依托设置国家机关的规定却从没有修改。

有些重大改革于法有据是必要的，但有些重大改革在立法方面会面临复杂的问题，由政策来调整更好一些。还有粵港澳大湾区这一内地省级行政区域与特别行政区一体化的特殊区域。

在省级行政区域内，这个立法权可以说是完整的地方立法权，但是，一旦跨越行政区划，它能够与其他区划内的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协同立法吗？如果能，依据又是什么？ 设区的市一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需要报省一级人大常委会批准， 因此，它只有所谓半个立法权，在自己都不具有相对完整的立法权时， 又如何进行协同立法？除了人大及其常委会能否协同立法之外，还有跨行政区划的政府如何协同立法的问题。在省一级的行政区域，凡涉及跨区域的立法事项，均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律性质的规范，或者由国务院在职权范围内制定行政法规。这里有一些案例值得注意。进入 刘松山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区域协同立法 。

2.建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以立法方式对区域协同立法事项作出专门规定 区域协同立法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缺乏明确的宪法法律依据，在立法法规定的立法体制下，也没有明确的空间。而协同立法以及区域协调发展着眼的主要还是经济与社会， 具有比较活跃和多变的特点。准确理解宪法有关行政区划的规定，应当抓住我国实行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这条主线。在这个前提下，以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为原则，考虑人口、民族、历史、经济社会发展等因素，设置不同的行政区域， 实现国家和社会治理。

而在这方面，实践又走在了前面。这次修改在序言中加了一句：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2015年江苏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江苏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也设计了 区域大气污染联合防治 一章，并规定：省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国家有关规定， 与长三角区域省、市以及其他相邻省建立大气污染防治协调机制，定期协商解决大气染污防治重大事项，采取统一防治措施，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区域协作。仅在京津冀这个区域，就有京津冀区域立法一体化 京津冀协同发展立法京津冀协同立法 京津冀协同治理立法京津冀人大协同立法京津冀人大立法工作协同等多种提法。

所以，宪法关于行政区划的设置，首先考虑的是纵向的领导关系，在这个前提下，再综合考虑横向的各方面因素，确定一个行政区域的管辖范围。而现在，宪法以行政区划为基础发展经济社会事业的指导思想和根本任务发生了变化，但行政区划本身却一直未变，如果要实行区域协调发展，行政区划就成了横亘在前的难以逾越的障碍。没有禁止可以作两种理解： 一是宪法法律没有禁止，即意味着可以跨行政区域协同立法， 即所谓法无禁止即可为，而通常所说的法无禁止即可为，主要适用于公民或者其他被公权力监管的组织。跨区域工作中的重大事项。有跨省市范围明确的区域， 比如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京津冀，东三省协调发展的东三省，都是明确的省一级区域。但是，四年之后制定的1982年宪法，在序言中表述国家指导思想和根本任务时，并没有明确反映这一理念。

检索党中央的重要文献资料可以发现，邓小平的上述发展理念直到1984年10月20日，才被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类似表述肯定下来：只有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和一部分人依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才能对大多数人产生强烈的吸引和鼓舞作用，并带动越来越多的人一浪接一浪地走向富裕……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是符合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是整个社会走向富裕的必由之路。建议有关方面综合考虑各种因素，釆取必要措施，确保区域协同立法包括区域协调发展的整体部署，在宪法法律的轨道上进行。

甚至可以说，现在尚没有足够的资料来表明，当时已经预见到横向的行政区划之间将来会出现什么问题，因而也没有为如何处理横向的行政区域之间关系而确立一些基本原则。在这个意义上， 如果把协同立法放到宪法的序言中衡量，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它符合宪法序言中新增加的国家指导思想，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贯彻新发展理念。

但是，不同行政区域的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法制工作机构、人大的专门委员会，以及政府的司法行政部门（以前的法制办事机构）能否互相协同立法？ 此外，与区域协同立法主体相关的还有以下一些问题有待思考： (1)在开展立法合作时，每个行政区域的身份性质是什么？它们能否类似独立的法人或者自然人一样，与其他行政区域签订协议并进行立法合作？ (2)    在不同的行政区域之间进行协同立法时， 谁代表一个行政区域与其他行政区域的对应主体沟通协商， 并签订合作协议？ 一个行政区域的政府首长可否代表该行政区域与其他行政区域的政府首长协同立法并签订协议？ (3)—个行政区域的人大及其常委会甚至它的主任会议和法制工作机构， 能否代表本行政区域，与其他行政区域对应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或者它的主任会议和法制工作机构以举行联席会议等方式协同立法并签订协议，如果能够这样做，那么，如何启动这个程序？ (4)如果两个行政区域之间可以签订立法合作协议，包括其他合作协议，那么，这个协议与普通的行政协议有什么区别与联系？ 以上这些都是涉及国家体制的十分重大的问题，但在理论实践中并没有引起重视和讨论。所以，邓小平在半个月后的11月9日会见意大利客人时，才自信地说：我们党已经决定国家和先进地区共同帮助落后地区。

但是，中央权威是在处理与地方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的，并且有可能呈现出彼此消长的特点。但区域协调发展涉及经济和社会事业的方方面面，真正阻碍跨区域协调发展的因素在哪里， 是不是只有通过协同立法才能解决， 都需要认真研究。如果要实现这一发展理念和任务，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与既定行政区划之间的紧张与冲突。三是已有的协同措施办法从法律性质上看，具有很大的模糊性，既不能一概地指称它违宪违法，又不能明确地说它不违宪违法。

宪法总纲第30条对特别行政区之外的普通行政区划做了明确规定。二是宪法法律没有禁止，但也没有授权，而没有授权即意味着不可以跨行政区域协同立法， 即所谓法无授权不可为。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提出了新发展理念，这个理念包括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协调是其中的重要一条。区域协同立法就是一个横向关系的典型。

区域之间开展协同立法，无论是协同立法的具体工作本身，还是协同立法带来的立法结果，都不可避免地要对横向行政区域的国家机关职权进行调整和改变，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纵向行使职权的政治体制发生冲突，这是需要十分警惕和重视的。3.宪法修改引发的区域协调发展与行政区划的冲突 现在需要关注的是宪法序言关于区域协调发展这一内容的修改，所引起的与宪法总纲中行政区划关系的变化。

以及领导干部超出自身职权范围，应当由所在党组织或者上级党组织作出决定的重大事项，都应当向有关党组织直至党中央请示报告。从现在一些做法看，京津冀、 长三角等地方所进行的协同立法的事项， 主要限于环境保护方面，尚没有非常大的突破，但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未雨绸缪，先做研究和预案。1.1982年宪法序言中没有区域协调发展的内容 1982年宪法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有篇幅不短的序言，并且在序言中明确表述了国家的指导思想和根本任务。这样说似乎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

建议对区域协调发展中必须进行协同立法的事项做综合性的梳理，考虑协同立法的成本以及可能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建议如果不是十分必须，就尽量不进行协同立法。其他如处罚、强制之类的立法大概也有这个问题。

1954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决议撤销大区一级的党政机关，至10月，各大行政区及其相关党政机关均被撤销。当前，中央的目的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和五位一体的国家根本任务，在区域协调发展、地方经济社会事业打破行政区划、以成片的区域整体推进的过程中，中央既可能始终保持权威，也可能出现权威面临挑战的情况。

现在，总体的意见趋势是，看好和推进促成这项工作以及相关理论，虽然也有一些意见对协同立法的合宪合法性提出疑虑，但似乎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研究，或者被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应当说， 在区域协同立法方面， 不少地方把具体的工作已经做在前面，但对协同工作的法理基础以及宪法法律上的空间，却缺乏必要的论证。